――2004年宏觀經濟分析夏季報告

　北京大學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　劉偉　蔡志洲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市場化的進程，中國宏觀調控中周期和反周期力量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和作用發(fā)生了變
化；二伴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政府和企業(yè)(特別是政府與民營企業(yè))的關系發(fā)生了變化；三是宏觀調控中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地位及作用發(fā)生了變化。本文分析了這些變化形成的背景及對經濟周期與宏觀調控所產生的影響，并探討了由這些變化所導致的本輪經濟周期中宏觀經濟數據中的一些特殊現象。

　　關鍵詞：宏觀調控 周期與反周期力量

　　2004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在宏觀調控中，繼續(xù)保持了強勁增長的勢頭。在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9.8%的基礎上，第二季度又取得了9.6%的經濟增長，使上半年的經濟增長保持在9.7%的高水平上。這為2004年全年的經濟增長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如果沒有特殊情況，全年的經濟增長可望達到9%。從總體上看，中國經濟運行目前仍處于一個較好的時期。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中，經濟運行表現出種種生動性和復雜性。尤其在本輪經濟周期和宏觀調控中，一系列宏觀經濟指標的表現與經典宏觀經濟理論的解釋明顯相悖。這就需要我們從中國的國情出發(fā)，分析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礎上做出科學的宏觀經濟決策。

　　2002年下半年，中國經濟開始加速，表現出中國經濟進入了一輪新的經濟增長周期，在這一輪增長中，統計數字反映出了明顯的矛盾：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這么大，200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幅高達26.7%，2004年第一季度更是高達43%，2004年上半年的增幅雖然回落到28.6%，仍然高于上年全年的水平，遠遠高于改革開放以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平均增長 。但物價總水平卻剛剛擺脫負值，僅為3%左右；經濟增長速度這么快，2003年達到9.1%，2004年上半年更是達到9.7%，但失業(yè)率卻是居高不下，城市公開失業(yè)率（包括登記失業(yè)和下崗未再就業(yè)）已超過9%，顯著超出通常所說的失業(yè)警戒線（7%） ；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增加導致了一系列重要的生產資料（如鋼材、水泥等）需求高漲，導致電力、煤炭、鐵路運力等全面供應緊張，但與此同時，工商企業(yè)的存貨并無顯著下降，市場總需求并無顯著活躍，相反，近70%的商品在市場上仍是供過于求 。這一系列的情況表明，這一輪宏觀經濟運行及相應的宏觀調控有其特殊性。產生這種特殊性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周期與反周期的力量發(fā)生了重要的變化。2003年下半年以來，為避免經濟過熱，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溫和的宏觀調控措施，但經濟運行的響應力度和政策預期存在著偏差。2004年第一季度，扣除價格因素之后的固定資產的投資增長，已經突破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紀錄。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中央采取了更為嚴厲的“點剎”措施，這才見到了成效，使2004年第二季度的固定資產增速開始有所回落。這種現象就是宏觀經濟運行及調控中的周期和反周期力量變化的結果，其基本原因在于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后，新的經濟體制下傳統的利益格局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并由此導致了各方利益的沖突。而在宏觀調控中辯明這些力量并適應這種新變化，對于我國提高宏觀調控的水平，促進經濟發(fā)展和經濟增長是非常重要的。

　　一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在當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地位和作用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在計劃經濟為主的體制下，對于經濟調控的政策目標來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基本上是一致的，地方政府無論是在利益上、責任上，還是在權力上、約束條件上，都只能是中央政策的執(zhí)行貫徹者。但當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基礎性力量后，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相對獨立的利益目標和責任約束，在相當大程度上以推動地方經濟增長為其首要目標。因而在宏觀經濟調控中，成為中央政策的被調控的主要對象。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各地的增長是不均衡的，一般地說，中央政府的政策向什么地方分傾斜，什么地區(qū)就能獲得較快的發(fā)展。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廣東和福建、到鄧小平南巡講話發(fā)表后的上海及長江三角洲地區(qū)、再到以奧運建設為主題的以北京為中心的城市建設，都是在中央統籌安排下進行的。什么地方獲得了政策傾斜，什么地區(qū)就獲得了優(yōu)先發(fā)展的權利。但是現在情況不同了，中央的政策是向一個較大的面而傾斜的，如開發(fā)西北和振興東北老工業(yè)基地，這些地區(qū)的優(yōu)惠政策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還超過了當年的廣東、福建、上海。但由于政策幅射的是一個面而不是少數的幾個點，地區(qū)間的競爭就非常激烈。據我們所作的分析，一個地區(qū)的投資增長和這個地區(qū)的GDP的增長的相關性很小，其主要原因，在于用作投資的資金在地區(qū)間的流動日益加快。而投資正是促進一個地區(qū)后者居上的重要原因。雖然從整個國民經濟的角度看，投資和消費的協調發(fā)展是經濟增長的基本保證。但是從某個地區(qū)看，如果要獲得較快的經濟增長，趕超其它先進地區(qū)，最好的選擇就是吸引外地資金(來自國外及國內其它地區(qū))，迅速提高當地的生產能力。因此，當中央認為經濟過熱的時候，各個地區(qū)普遍認為自己的經濟并不熱，還要加快發(fā)展。如果用經濟增長來衡量一個地區(qū)的熱的程度，那么，深圳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到本世紀初，整整維護了20年的30%的年均高速增長。而這種增長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典型，但并沒有人說深圳經濟過熱，那么，各個地區(qū)在以比深圳低得多的兩位數增長，你能說它過熱嗎？但是，如果很多地區(qū)的經濟都以兩位數增長，以至于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都達到了兩位數，那就不能不說是過熱了 。在這種背景下，宏觀經濟調控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觀念上的差異，就會明顯地表現出來。

　　其次，在我國傳統體制的非國有化改造和民營經濟迅速發(fā)展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經濟發(fā)展目標，尤其是對于經濟增長的沖動，實際上是與民營經濟相互一致的。地方政府發(fā)展地區(qū)經濟，由此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城市化水平、就業(yè)和人民生活，并不是地方政府本身的財政力量，那將是非常有限的，它們必須通過當地企業(yè)及經濟的發(fā)展，來間接地達到這一目的。因此，在中央政府實施宏觀調控要求地方收縮投資及增長時，地方政府卻是鼓勵投資增加和經濟增長的，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已經不再是執(zhí)行宏觀調控的主體，而是與民營經濟一道，共同成為淡化宏觀調控的周期性力量。

　　第三，在聯接機制上發(fā)生了變化，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是行政聯接，由行政權力和責任機制約束。而地方政府與企業(yè)（特別是與民營企業(yè)）之間的連接，是通過市場進行的，換句話說，是通過利益關系所連接的。所以，當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采取緊縮措施，采取的手段可以是行政的，支付的代價也可以是行政成本，并通過財政收支或在政府間轉移支付承擔這種成本。但地方政府要求當地經濟緊縮，要求企業(yè)退出已經開發(fā)的項目，或放棄地方政府已經允諾的配套條件，所要支付的卻是市場代價。因為地方政府對于當地經濟發(fā)展的刺激（如開發(fā)項目、吸引投資等）是通過市場引導來實現的。項目一旦投入開發(fā)，市場成本就已經發(fā)生了（政府批租土地、組織拆遷、企業(yè)出資進行開發(fā)等），若要退出，這種市場成本只能由地方政府本身和相應的企業(yè)分攤。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輪宏觀調控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為方式發(fā)生了改變，過去是同步的，現在至少是不同步的甚至是相反的。地方政府從宏觀調控的執(zhí)行者、推動者，轉變?yōu)楹暧^調控的對象，成為一種相對于中央宏觀調控周期而言的反周期力量。

　　許多從國民經濟的角度看相當不合理的項目，包括耗能項目、環(huán)境污染項目、低水平重復建設項目，在地方政府看來，卻可能正是當地經濟發(fā)展的重要途徑。對它們來說，在這一方面支付某種建設成本，很有可能是在將來能夠收回的。比如在他們的經濟增長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這些項目就可以向其它地區(qū)轉移，而他們在這些建設中支付的成本，則有可能在將來收回。在這種背景下，不能僅僅是簡單地指責地方政府作為，而應該考慮產生這些現象的深層原因，通過國家標準、制度以及合理的政策和措施，一方面保護各個地區(qū)發(fā)展經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又能使整個國家的經濟能夠協調發(fā)展。

　　二　政府和企業(yè)

　　伴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在這一輪經濟周期與宏觀調控中，政府和企業(yè)，特別是政府與民營企業(yè)的關系，與改革開放以后的前兩輪經濟周期相比，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或者說，民營企業(yè)在政府宏觀調控中的地位發(fā)生了變化。改革開放以來，民營或者廣義地說非國有經濟在宏觀經濟緊縮中的地位及作用的變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80年代中后期的宏觀緊縮為第一階段，那時以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為主要代表的非國有經濟雖然發(fā)展速度很快，但總體上還只能依附于國有經濟，通過非正規(guī)的渠道，從與國有經濟的聯系中獲得所需要的人、財、物，依附于國有經濟的發(fā)展而發(fā)展，當年江浙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發(fā)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獲得的。在那種情況下，因此，以國有經濟為主要代表的國民經濟發(fā)生了過熱(其主要表現是當時所說的基本建設戰(zhàn)線過長，實際上也就是短期投資過度增長而造成后續(xù)投資的困難，造成經濟資源的浪費)，非國有經濟也就同步熱。政府財政緊縮或對國有企業(yè)進行收縮性調控，非國有經濟便同步收縮，不存在不同步，更不存在反周期問題。

　　90年代中后期的“軟著陸”是第二個階段，在當時“軟著陸”中，非國有經濟已開始成為顯著的淡化經濟周期的力量。當時的目標是實現經濟高增長，同時保持低通脹。在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中，非國有經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就低通脹而言，形成通貨膨脹的兩大直接原因，一是財政赤字，二是信貸過量。財政赤字與民營經濟基本無關，民營經濟一般不會直接獲得財政支持。而在信貸過量方面，當時在各年信貸總量中非國有經濟占用的不到20%。民營企業(yè)對通貨膨脹基本上沒有什么“貢獻”。但是反過來，就高增長而言，當時經濟增長中近70%是由非國有經濟貢獻的。90年代初期，國有經濟投資增幅非常高以至于拉動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過熱時，民營企業(yè)的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很小，但當國有企業(yè)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大幅下降時，民營企業(yè)的固定資產投資卻開始提高。因而，無論是實現“軟著陸”，還是從固定資產投資上看，民營經濟在90年代“軟著陸”中成為非常重要的淡化周期的力量。這也是我國在實施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之后，中國經濟仍能保持強勁增長的重要原因。

　　目前這輪宏觀調控可以視為第三階段，在這一階段的緊縮性調控中，民營經濟不僅是一般的淡化周期的力量，而且事實上成為重要的對政府宏觀調控的反周期力量，因而成為重要的被調控對象。自1998年下半年，政府開始采取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采取了以擴大財政支出為特征的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鼓勵投資和刺激經濟來消除亞洲金融危機沖擊和上一輪過度的緊縮政策為經濟帶來的消極影響，但直到2002年上半年，經濟并無明顯的恢復。其重要原因在于民營經濟并無啟動，并無對政府的刺激政策產生相應的反應。2003年后經濟增長之所以明顯加速，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民營企業(yè)對市場信心的提升。也就是說，政府說要擴大投資，提高速度時，民營企業(yè)并不認同。而當政府說經濟已經開始出現過熱時，甚至開始進行調控時，民營企業(yè)則正進入高漲期，而且還要繼續(xù)高漲。比較明顯的例子就是鋼鐵生產的發(fā)展，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央政府就認為鋼鐵工業(yè)發(fā)展過快，中國的市場很有可能發(fā)生鋼鐵供應的過剩，但是民營企業(yè)發(fā)展鋼鐵工業(yè)的熱情不減。但是一些事實也證明，有關部門和專家當時對中國鋼鐵需求量的估計有所低估。但后來也有相反的事例證明，有一部分企業(yè)對于鋼鐵需求存在著高估。因此，伴隨著我國市場化的深入，伴隨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地位的提升，伴隨國有經濟的戰(zhàn)略轉移和退出競爭性行業(yè)，政府與企業(yè)的調控關系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政府的宏觀調控不能不由主要面對國有企業(yè)而轉變?yōu)橹饕鎸Ψ菄衅髽I(yè)。如果說，國有企業(yè)的行為在制度上必須與政府行為一致，那么，非國有企業(yè)則天然具有反政府調控的行為傾向。所以，在變化的體制下，政府的角色應當越來越明確為淡化周期或反周期，關鍵在于把握好反周期的時機和力度，通過各種宏觀經濟措施，一方面調動非國有企業(yè)和積極性，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調整增長；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克服非國有經濟在發(fā)展中的盲目性，促使經濟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這就對政府本身對于經濟形勢的判斷提高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也對政府為企業(yè)提供經營決策的宏觀背景數據提高了更高的要求。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企業(yè)有理由對宏觀經濟發(fā)展的背景有更多的知情權。在宏觀調控和企業(yè)決策中，大家都可能發(fā)生偏差，在這種情況下，增加宏觀決策所依據的背景材料應該具有更高的透明度。應該說明的是，在宏觀調控的對象發(fā)生明顯變化的情況下，政府的調控方式也應該發(fā)生相應的變化，由于非國有企業(yè)和政府之間并不存在過去的那種行政隸屬關系，政府對它們的行為只能通過市場去引導，這就使得宏觀調控比舊體制下更為復雜，這正是政府在新形勢下應該去努力適應的。

　　三　財政與貨幣政策

　　在宏觀經濟調控中，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關系越來越重要，也越來越復雜。但有一點是明顯的，這就是伴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換，貨幣政策的作用必然提升。改革開放初期，財政政策是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最重要手段。計劃經濟下的統收統支，使中國的財政體系支配了幾乎整個以國有企業(yè)為核心的國民經濟的發(fā)展。但是隨著現代企業(yè)制度的建立，中國的企業(yè)(包括國有企業(yè))越來越成為獨立或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在完成了對國家和地方稅收的任務后，他們的經營活動是受國家財政的約束越來越小。與之相反，銀行及其它金融機構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大。這一方面是由于現代企業(yè)制度的發(fā)展促進了現代資本市場的發(fā)達，貸款總量、貨幣發(fā)行量、利率等金融杠桿在現代經濟生活中正在發(fā)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現代科技與金融服務的發(fā)展，已經把大部分居民家庭的金融和財務行為，納入了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服務的范圍。因此，盡管近些年來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顯著地高于GDP的增長，但它對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的參與程度，還是明顯地小于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2003年，中國的財政收入相當于當年GDP的20%左右，而2003年末全部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220364億元，接近于當年GDP的兩倍，它不僅包含了當年企業(yè)和個人在經濟活動中所新創(chuàng)價值的規(guī)模，還包含了往年經濟活動中的存量。這種財政和金融部門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上的差別，決定了在宏觀調控活動中，反周期力量對于周期力量的影響程度將會有較大的差別。這正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的進程財政政策的影響力將會逐漸降低的主要原因。但從動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易行性上看，財政政策似乎更為直接，因為它本身就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職能，這就使得政府在某些特定的時期，尤其是在需要刺激經濟增長的時期，更傾向于動用財政政策。在中國的幾次經濟周期中，人們的經濟思維似乎形成了一種定式：刺激經濟主要靠財政政策，緊縮則主要靠貨幣政策。在現實中發(fā)生的情況，似乎也在響應這種定式。事實上，財政或貨幣政策本身就無這種屬性，只是在這一輪調控中我們運用政策過程中表現出來一系列差異，使人們產生了這種的誤解。

　　在這一輪經濟周期中，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目標、周期以及傳導機制和實施方式上都表現出了顯著的差異。1998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時，貨幣政策似乎沒有積極做出呼應。而在2003年貨幣政策上表現出來的緊縮，在財政政策上也沒有做出呼應。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直到2002年物價總水平并無反應，原因的關鍵在于貨幣供給的穩(wěn)健，而2003年以后出現顯著活躍，包括價格水平開始提升，關鍵也在于信貸自2002年下半年起開始加速供給，因此對經濟進行緊縮，也只能首先運用緊縮銀根的手段。財政和貨幣政策在調控宏觀經濟活動中的有效性，反映了在新的形勢下，反映著經濟運行過程中周期和反周期力量之間聯系與呼應程度。

　　但也應該指出的是，我國的中央銀行和其它國家的中央銀行相比，在其目標和責任上有特殊性。一是在目標上，既要穩(wěn)定貨幣同時又要刺激增長；二是在責任上，既要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又要直接防范商業(yè)銀行的經營風險。這就使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往往處于矛盾中：在穩(wěn)定貨幣時，又要考慮如何承擔減緩經濟增長的責任；在刺激增長時，又要考慮如何防范商業(yè)銀行風險。這樣，就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在實施中產生種種矛盾及效應抵消。據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至2004年5月末，各項存款總計為22.50萬億元，各項貸款的總計為17.06萬億元,存貸差額為5.44萬億。這種存款差額本身反映了中國經濟增長實際上仍然還有資金潛力。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經濟增長存在的過熱傾向又有可能增加銀行不良貸款比例。而我國中央銀行目標和責任上的特殊性，就增長了其制定貨幣政策的難度。那么，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所調控的目標到底是什么呢？是調控經濟增長避免通貨膨脹，還是保證國有及國有控股商業(yè)銀行的利益最大化？具體地說，在一輪經濟周期和宏觀調控中，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究竟應該是通過各項政策（如調整存款準備金、調整利率、公開市場業(yè)務等）的實施來調整貨幣供給并影響經濟增長和價格總水平的變動？還是保證國有和國有控股商業(yè)銀行既能通過擴大存貸來保證國有資產的穩(wěn)步增值又能夠不增加不良貸款的比率？這二者當然是有聯系的，好的經濟增長能夠改善銀行業(yè)的經營，經濟衰退會導致不良貸款的增加。但是這二者還是有區(qū)別的，因為在每一輪經濟增長周期中，拉動經濟增長的行業(yè)很可能不同，從國民經濟部門分類看，銀行業(yè)只是眾多國民經濟部門中的一個部門。如果說貨幣政策代表的只是銀行業(yè)本身的利益，那么，貨幣政策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它的作用就會大大減弱。

　　四　經濟增長與就業(yè)

　　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帶來的中國經濟周期與宏觀調控的上述三方面的變化，使得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發(fā)展中表現出新的特征，也對我們宏觀調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的什么？從目前情況看，我們的經濟發(fā)展的長遠目標和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即時目標，主要還是經濟增長，保證中國經濟的持續(xù)穩(wěn)定的高速增長。從長期發(fā)展來看，我國的經濟發(fā)展長遠或戰(zhàn)略目標，是以GDP或人均GDP提出來的。也就是說，以經濟增長作為具體指標。黨的12大和16大，我們兩次提出的經濟發(fā)展的戰(zhàn)略目標，都是國民經濟總量翻兩番。從即期的宏觀經濟監(jiān)測、分析和調控中，GDP的各個組成部分（尤其是按支出法表現各個組成部分，如投資、消費、價格、進出口），成為宏觀經濟分析最重要的依據。

　　應該說，在考慮經濟發(fā)展的時候，我們的價值取向是向經濟增長傾斜的。經濟增長并沒有錯，但它只是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經濟發(fā)展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個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經濟發(fā)展包含的內容要比經濟增長廣泛得多，除了考慮經濟增長之外，還要考慮就業(yè)、通貨膨脹、國際收支平衡、收入分配等問題。宏觀調控的目標當然應該是經濟發(fā)展。但由于中國在過去長達幾個世紀的落后和其它方面的原因，中國對于經濟增長表現出了高度的熱情，這正是過去20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實，早在計劃經濟時期，出于“趕超”的目的，產值統計就已經成為監(jiān)測國民經濟發(fā)展的基本手段。在傳統體制下，計劃經濟就要求各個地區(qū)（縣）向上逐級報送工農業(yè)總產值?，F在，中國已經從計劃經濟轉化成了市場經濟，國民收入統計上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也轉化成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但在經濟發(fā)展上的成果還是主要還是通過產值統計來體現。

　　在許多西方發(fā)達國家，地方是不計算GDP的，因為它本身就是對一個經濟的總流量的計量，而由于地區(qū)經濟的開放性，這種計量經常會遇到困難。例如，用支出法計算的GDP，被大多數國家作為GDP統計的基本流量或者是比較標準，但是，在使用這種方法計算GDP時，如何估計各個地區(qū)的進出口（包括對國外和國內其它地區(qū)的進出口），因為不像計算國家GDP時那樣有海關統計的數據，就可能出現比較大的偏差。在另一方面，從地方政府的職責看，地方政府或者是說那些政治家們更關注的主要還不是那些增長數據，而是就業(yè)和公共財政的數據，因為選民更關心這些和自身利益密切相聯系的話題。

　　但在中國，幾乎每一個地方的統計部門都會公布GDP、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等增長數據，卻沒有同步發(fā)布就業(yè)和失業(yè)數據（這一數據是由其它部門滯后地發(fā)表的）。這說明中國宏觀調控中的價值取向是有歷史繼承性的。在我們的經濟體制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在我們的經濟運行中的周期和反周期力量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的情況下，我們經濟發(fā)展的價值取向的變化卻是滯后的。這一點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是有影響的。如果說，中國的各個地區(qū)也像西方國家的一些地區(qū)一樣，對地方官員的考察不是經濟增長速度而是就業(yè)情況（競選州長時首先要提出如何改善就業(yè)），那么，在我們的許多地區(qū)，政府就會更加重視更能夠容納勞動力的那些產業(yè)（而這正是人口眾多的中國所更加需要的），那些排斥勞動力的資本密集型產業(yè)，發(fā)展得可能就不會像那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yè)那么快。在經濟增長中，居民的消費可能就會增長得好一點，固定資產投資可能就不會表現出那么大的增幅和波動。

　　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在就業(yè)上實行的是鐵飯碗的政策。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隨著經濟市場化帶來的勞動力流動，中國經濟發(fā)展中的勞動力需求和供給的矛盾開始顯現。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在2004年4月公布的2004年至2005年全國再就業(yè)培訓計劃目標為：新增就業(yè)900萬人，下崗失業(yè)人員再就業(yè)500萬人，其中困難人員再就業(yè)100萬人，城鎮(zhèn)登記失業(yè)率控制在4.7%左右 。這一目標比往年已經有所提高。而在事實上，這里的再就業(yè)只是全部就業(yè)和再就業(yè)中間的一部分。中國面臨的失業(yè)壓力將會不斷增加。2004年的大學畢業(yè)生已經達到280萬人，安排就業(yè)已經出現了一定的困難，隨著今后畢業(yè)生規(guī)模的繼續(xù)擴大，這一部分的壓力還會增加。從目前情況看，中國的勞動力過剩情況還會不斷延續(xù)，總的來說，不斷形成的待就業(yè)勞動力供給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隨著經濟結構性調整和經濟周期發(fā)生的需要重新安置的城市勞動力；二是到達了就業(yè)年齡的新增勞動力；三是隨著中國現代化、工業(yè)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不斷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勞動力。當然，也有到達了退休年齡而退出了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但這和前面三部分供給相比只占很小的比例。勞動力并不僅僅只是一種簡單的生產要素，它是由經濟活動人口形成的，而經濟活動人口的就業(yè)，本身就是經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目標。這是我們在宏觀調控中應該注意的。

　　就業(yè)和經濟增長本來是經濟發(fā)展中兩個緊密聯系著的方面。一般地說，經濟復蘇和繁榮將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改善就業(yè)并增加勞動者報酬，并進而導致市場消費增加，物價水平上揚；反之，經濟衰退將減少對勞動力需求，增加失業(yè)和減少居民收入并進而導致消費需求減少和通貨緊縮。因此，在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對于失業(yè)的治理和經濟增長的刺激其實就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刺激經濟增長就意味著擴大就業(yè)，遏制過熱就意味著增加失業(yè)。宏觀經濟政策的決策者的反周期調控實際上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要通過對經濟增長的調控來解決充分就業(yè)的問題。但在中國，情況則有所不同，雖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和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已經發(fā)生了變化，但是在對于經濟發(fā)展的價值取向方面，他們卻是共同的，這就是在政策上對于經濟增長的傾斜。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增長和就業(yè)的同步關系就有可能發(fā)生變化，甚至有可能出現二者不相關的情況，也就是說，出現就業(yè)和經濟周期不相關的局面。例如，隨著經濟周期向繁榮發(fā)展，投資者對未來的預期看好，他們會增加投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在某種政策的背景下，這種投資可能會更多地傾向于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行業(yè)，這時，經濟增長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可能沒有增加，勞動者的收入沒有增加或者增加很少，這又進一步增加了他們對未來風險的預期，導致消費市場疲軟，這種經濟增長對居民的經濟福利改善有限，當然不容易持久。這種傾向在中國已在發(fā)生。

　　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應該予以就業(yè)以更多的關注。從某個局部看，可能會對經濟增長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從全局和長遠看，這種調整可能更有待于經濟的可持續(xù)增長。那么，這樣一來，會不會造成一種局面，就是勞動密集型企業(yè)的過度發(fā)展影響到中國的科技進步進而影響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呢？不會這樣的，因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企業(yè)尤其是非國有企業(yè)的生產和經營是以利潤為導向的，利益趨動自然會引導企業(yè)選擇適合于他們的密集方式，那將會是一個自然的市場過程。

　　參考文獻：

　　北京大學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04》，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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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偉 蔡志洲：《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與宏觀調控》，《經濟科學》，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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